冯律师：“撼动（Impact）”“滋养（Nurture）”和“直面（Authenticity）”是己任的发展理念。这三个词既是我们看待法律服务的态度，也体现了我们面对自己、面对客户、面对挑战时的价值取向。

“撼动”意味着借助法律手段创造实质性的改变。我们通过司法、行政等多元方式协同配合，帮助客户在复杂商业环境中实现目标，让客户感受到法律的推动力。

“滋养”体现我们以客户为“己任”的信念——与客户建立互信的伙伴关系。律师的价值不仅在于个案胜败，更在于支持客户的长期商业利益。在此过程中，我们为客户提供法律支持，客户也以其商业洞察帮助我们深化法律实践。

“直面”是我们的底色，我们坦诚面对各种情况，不断为客户和团队创造新的可能性。从案件评估到客户沟通，再到团队协作，我们始终坦荡面对各种情况，并以旺盛的斗志、强大的心态和新鲜的活力面对外在和内在的各种挑战。

在实际办案中，这三个关键词也发生着协同效应：例如在跨境争议中，我们首先基于“直面”原则对待案件相关人与物的因素，并积极采取行动，通过与客户的深度互动实现“滋养”，最终通过法律手段达成客户商业及法律目标，形成实质“撼动”。这种理念使我们的服务兼具专业深度与长期价值，并赢得了众多客户的高度认可。

冯律师：立志于将每个领域做到专精，我们相信专业的深度远比业务的广度更有力量、能给客户带来更多价值。

我们的跨境争议团队长期深耕于金融和投融资、国际贸易、国际工程等领域，在不同法域和多程序交织的复杂案件中，坚持以为客户解决问题、实现商业目标为核心导向。

跨境争议之所以复杂，是因为需要同时面对来自不同法域、不同法律关系、不同司法理念和语言文化差异下多个同时进行的不同界面的争端解决困局。它不仅是对律师专业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律师在资源对接、案件统筹管理、沟通理解、跨法域融合等多个维度的考验。很多时候，案件胜败的关键不在于某个单一程序，而在于如何利用各个程序特点，实现多程序协同，让每一步法律行动都服务于同一个商业目标。

我们曾代表某央企处理的一个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中国法院和美国法院同时进行的某国际工程项目争议的系列仲裁和诉讼案件。案件同时涉及四国法律、三个程序，各程序几乎同时进行、彼此交织，时间非常紧张。

我们协助客户统筹协调三个不同程序，规划、制定案件策略，并根据案件实际进展随时更新。最后帮助客户在三个案件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可以说是全面胜诉——不仅获得了ICC紧急仲裁员命令和最终胜诉裁决，也获得了中国法院的胜诉判决，并在美国法院迫使对方撤回起诉，最终对方也主动履行了仲裁裁决的付款义务。

在为另外一家央企处理的与一家英国公司之间的贸易及融资纠纷系列案件中，我们更是极致发挥了跨境争议解决业务的优势和特点，最终获得圆满结果。这个争议涉及四个国家、六个法律程序，前后持续十年之久，存在多重平行诉讼/仲裁，体现了跨境平行诉讼的经典样态。

本系列案件涉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仲裁案、该仲裁裁决在中国法院的撤销仲裁裁决案、在英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案、相关货物纠纷在美国法院的禁令程序以及荷兰法院的信用证临时止付程序。本系列案件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多法域法律冲突及管辖权冲突、平行诉讼的应对、信用证违约与合同违约之间的分割与联系、信用证欺诈、仲裁裁决是否违反他国公共政策等。

我们全程代表客户统筹、参与该系列争议的解决，制定系统性解决方案，并根据案件的实际进展及时调整，每一步都充分考虑对于客户内外部的影响，让每一个行动都为客户的商业目标服务。我们代表客户参与了该系列案件在境内外的所有诉讼及仲裁程序、与英国和美国律师密切配合，最终为客户挽回了巨额损失，案件的英国终审判决在国际相关法律领域广受关注。

己任在跨境争议解决领域的核心优势和竞争力，不仅仅在于团队人员良好的学历背景、丰富的国际案件经验和境外律师资源、多语言工作和案件协调能力，更在于我们的律师不是只就法律谈法律，而是对于商业逻辑有着深入的理解，在深入了解客户商业需求的基础上，为客户量身定做一揽子综合纠纷解决方案，并能够及时调整、随机应变，最终服务于客户的商业目标。

冯律师：跨境争议的核心挑战在于“多程序协同”和“法律与商业的融合”——既要解决不同法域程序间的衔接难题，又要平衡法律逻辑与商业诉求。

实践中，许多表面上的证据或程序甚至法律上的障碍，实际上都是因整体节奏失控的结果：比如相互牵连的案件，管辖法律和争议解决约定路径不同，如何启动或应对才能达到取得先机甚至为最终胜利结果奠定基础的效果？不同法域和文化背景下，对于各个事实理解的差异、程序启动、证据规则、庭审安排的差异，都可能导致整体的案件策略无法执行。

同时，复杂的商业交易结构常使裁判者面临认知差异，无法准确把握案件的商业逻辑。例如，国际工程争议中涉及非常多的工程专业内容，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安排和履约，亦有背后的商业逻辑，不同法域的仲裁员对行业惯例或交易意图的理解可能会产生差异，这时候就要求律师不仅需提出法律论点，更需将商业背景与法律分析分层结合，使裁判者在法律框架内认可交易的合理性。

己任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是，针对每个项目，与客户进行表里如一地沟通，充分了解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以及客户的商业考量，深入研究、制定个性化解决方案，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评估，在必要时进行调整、验证，以最终解决问题、实现客户的商业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最重要的是与律师之间的充分沟通和合作，律师在案件程序中需要充分的事实支撑，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讲给裁判者。事实细节越饱满，故事越真实。所以这个时候律师需要充分了解案件的各个事实细节，也往往会一次次和当事人复核、要文件。成功往往在于细节，有时候一个案子的胜败就在于一封邮件或一句证人的证言，这是在我们处理的案件经验里多次出现的真实情节。

其次，当事人有任何信息也尽量及时和律师同步，保证双方信息同频，这样律师才能够及时调整案件策略，以确保案件能够最终走向胜利。

此外，当事人最深入以及最真实的商业目标对于案件策略的制定和执行效果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争议解决的最终目标，绝不仅仅是某一案件的胜利，更是案件背后商业目标的实现，这也需要当事人与律师之间进行坦诚的沟通。

冯律师：未来三到五年，跨境争议解决可能迎来一个“质变期”。随着中国企业持续加快海外投资、项目承包、供应链布局和跨境并购，跨境纠纷数量显著增加。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企业在争议管理上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不再把“合规”与“争议”孤立看待，而是开始注重两者的衔接。在业务合同、谈判文件、内部决策留痕等环节提前布局，为可能出现的争议解决预留空间，使法律风险控制管理贯穿业务全周期。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的多样性、跨国交易的复杂性不断发展以及国际间动荡因素的影响，加之争议解决当事人为获得博弈机会而采取的策略，未来的跨境案件可能更多呈现“多法域并行”的态势，也就是国际仲裁/境外诉讼与国内诉讼/仲裁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将增加，甚至可能成为普遍现象。企业需要具备全球战略视角，提前规划不同法域之间的程序配合、战略优先级及潜在冲突点。

从实务角度出发，我们建议企业不要等争议发生后才寻求法律介入，而应在项目初期就协同律师共同进行战略设计。跨境争议案件实际是合同履约管理的体现，哪一方履约留痕、合同管理做的好，哪一方就有更充足的炮弹，打赢这场官司。有效的法律介入，不仅是在争议发生时提供解决方案，更在于通过前置的合规管理、合同设计和业务留痕，为潜在争议建立可控的应对路径，实现法律与商业目标的同步。